冬季重污染天氣頻發，除氣象因素外，與大氣環境容量超載有直接關系。如何改善大氣環境容量超載的問題，尤其是最為嚴重的京津冀地區?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認為，大氣污染防治使用總量控制制度等行政管理手段容易短期產生效果，但也有一些副作用，通過法治手段治霾是根本出路。由于地方利益協調難度較大，要解決京津冀地區的超載問題，歸根結底要靠人和制度。

　　冷空氣助推下，覆蓋全國約1/7國土面積的霧霾將漸漸消散。

　　中央氣象臺12月21日發布每日天氣提示稱，22日早晨起，受冷空氣影響，華北中南部、黃淮北部等地的霾天氣將自北向南逐漸減弱或消散。但受傳輸影響，22日，黃淮南部、江淮等地的污染將有所加強。

　　從12月15日起，至少有27個城市啟動了重污染紅色預警，其中石家莊、邯鄲、衡水、安陽、焦作、鄭州等城市空氣污染“爆表”超過12個小時。

　　冬季重污染天氣頻發，除氣象因素外，與大氣環境容量超載有直接關系。

　　研究表明，京津冀地區排放總量嚴重超過大氣環境容量，例如一次PM2.5環境超載率大于150%，且實際排放量遠高于目前環境統計數據;主要污染物排放強度全國最高，是平均水平的3.3倍到5倍。

　　如何改善大氣環境容量超載的問題，尤其是最為嚴重的京津冀地區?為此，21世紀經濟報道(下稱《21世紀》)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。他認為，大氣污染防治使用總量控制制度等行政管理手段容易短期產生效果，但也有一些副作用，通過法治手段治霾是根本出路。

　　法治治霾是根本出路

　　《21世紀》：從今年前10個月來看，我國空氣質量得到改善。但11月以來，重污染天氣頻發。除了氣象原因外，大氣環境容量超載是不是原因之一?

　　李佐軍：大氣環境容量超載是一直存在的問題。霧霾天比較多，和整個大氣中的顆粒物濃度超過了環境自凈能力有直接關系。

　　有研究發現，如果全國所有地級城市PM2.5年均濃度達標，SO2、NOx、一次PM2.5及NH3的環境容量分別約為1360萬噸、1260萬噸、620萬噸和630萬噸。而2010年全國實際SO2、NOx、一次PM2.5和NH3排放量分別超過環境容量的66%、81%、96%、52%。

　　《21世紀》：大氣環境容量超載這么嚴重，我們該如何治理?

　　李佐軍：要采取綜合的全方位措施去治理，做到全領域、全環節、全社會、全時段、全手段的治理，任何單方面措施都難以達到效果。

　　《21世紀》：以全手段治理為例，具體來說可以采取哪些手段?

　　李佐軍：要綜合采取行政、市場、法治、道德手段去治理。大氣污染防治不僅僅是環保部門，也不僅僅是政府部門的事情。而且不可能短期一兩年內就很快解決這個問題，需要各個方面共同努力，同時采取全手段才能達到預期效果。

　　從體制機制方面看，需要從兩個方面同時發力：

　　一是構建合理的市場機制，比如碳排放權交易機制、排污權交易機制等，市場機制一般成本較低，且能優化配置資源。

　　二是建立政府管治機制。包括建立和完善管理體制，以減少內耗、形成合力、提高效率;建立激勵和約束機制，對積極治霾主體和行為進行激勵，對損害和消極治霾主體和行為進行約束;建立和完善針對各個主體的監測評價考核獎懲機制。

　　以屬于行政管理手段的總量控制制度為例。對我國而言，在現有的環境法治背景下，總量控制制度是一種自上而下約束地方政府，及各級環境監管機構有效監管環境的壓力傳導機制，這種強有力的行政管理手段比較容易短期產生效果。

　　不過，目前的總量控制制度也還存在諸多問題。總量控制制度盡管推動了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減少，但環境監管的有效性并未顯著改善。“十一五”以來二氧化硫的總量削減、“十二五”以來氮氧化物總量削減，主要貢獻來自相對容易監管的火電行業，而普遍的環境嚴格監管、環境守法的氛圍并未明顯改善。

　　在目前的總量控制制度下，治污減排措施多數是行政命令措施，如大幅提高排放標準，淘汰落后和過剩產能等。這些制度和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實施還缺乏政策評估，缺乏成本收益分析，有些政策甚至不計成本。

　　總量控制制度中的總量設定機制、分解機制、調節機制也不完善。在實施中，尚缺乏科學的、規范的、多方參與的總量分解機制;總量控制制度與其他環境監管工具缺乏有效的銜接;同時該制度也有一些副作用。

　　任何制度或政策都要同時考慮總量、結構、質量以及外部環境，僅強調某個方面都不足以解決問題。而且所有制度或政策，都要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，同時抑制其副作用。

　　《21世紀》：除了行政手段，在法治手段上您有何建議?

　　李佐軍：從長遠來看，通過法治手段治霾是根本出路。這也是國際經驗，不管是英國、美國還是日本，最后都是靠法治手段，因為只有法治手段才能對所有主體提供公平的規則。但從中國的實際來看，短期內法治還難以到位，因此必須要依靠行政手段等來治理環境。

　　依靠法治治霾，需要同時在立法、司法和執法三個層面發力。從立法層面來看，現在針對大氣污染排放的主要領域，比如燃煤排放、工業排放、汽車尾氣排放等，已經有了很多相關規定和政策，但大多沒有上升到法律層面。現有的大氣法里有一些規定，但規則不細。所以在現實生活中，企業超排了，得到的多是約談、罰款等行政處罰，還沒上升到法律層面，不像貪腐等犯罪可直接判刑。

　　和固廢、水等污染相比，大氣污染還有一個特點，就是難以判定排污主體、排放數量及其環境影響，故常常不容易確定處罰依據。

　　從司法和執法層面來看，已有法律落地較少。司法執法上的問題，與這方面以前基礎工作比較薄弱，執法手段、執法人員、經費保障不夠，全社會法治意識相對欠缺等有關。